兩會緊跟社會潮流，社會流行總會在兩會上得到體現(xiàn)，代表委員們總能敏銳地把握到社會最流行的溝通方式，將其應用到參政議政中。當年博客剛開始流行的時候，代表委員趕在兩會期間紛紛開設個人博客，通過博客吸納民意。近半年來微博大熱，這種熱度也迅速擴展到兩會上，代表委員們也都紛紛開通微博聽取民聲，“微博問政”一時成為時尚。浙江64歲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何水法一夜之間擁有了上萬名微博粉絲，政協(xié)委員馮軍微博中幾個字留言就引來100多條評論。（綜合近日媒體報道）
代表委員們爭相戴“圍脖”，套用微博推廣商的一句廣告語：這年頭參加兩會不戴個圍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無論是媒體專家還是代表委員，都對兩會的微博熱和代表委員的微博問政充滿期待，盛贊微博問政“進一步拉近了兩會與網(wǎng)民的距離”、“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達的一種創(chuàng)新”。
對于這種突如其來的“微博問政熱”，我一直持懷疑態(tài)度，總覺得其中充滿炒作、吹捧和包裝出來的虛熱成分，充斥著微博推廣商的夸大其詞和媒體對新生事物的過度追捧。當年博客剛剛出現(xiàn)的時候，“博客問政”也曾有過這樣的風光，也曾掀起過一場“博客問政熱”，代表委員紛紛趕在兩會時開通個人博客，通過博客收集意見和征集議案提案，與網(wǎng)民保持溝通。可這種“博客問政”的熱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幾個代表委員保持了更新博客的習慣，又有幾個人真正把博客當做與民眾進行溝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網(wǎng)站一樣，多數(shù)代表委員的博客在開完兩會后就進入睡眠狀態(tài)了，來年再開會時用戶名和密碼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興盛了幾年，“博客問政熱”迅速過時了，代表委員不上論壇了，不玩博客了，都紛紛去追捧微博時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區(qū)別呢？“微博問政”比“博客問政”先進多少、有多大的創(chuàng)新呢？微博推廣商和媒體進行了許多闡釋，可我覺得那些都僅僅只是形式，實質上并沒有多少區(qū)別。代表委員通過微博征集民意與以前的博客并沒有什么不同，都得通過發(fā)帖和留言進行溝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員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征集意見，就跟以往的“博客問政”沒有任何區(qū)別。
當年的“博客問政熱”一窩蜂地來，又一窩蜂地去了。如今僅僅換了個名頭的所謂“微博問政熱”，也僅僅是虛熱和泡沫罷了，如果缺乏一種代表與民眾溝通的基礎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難免“一窩蜂來一窩蜂去”的命運，兩會過后只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賬戶。
網(wǎng)絡技術迅猛發(fā)展，尤其是在溝通模式和傳播科技上的發(fā)展，對推進代議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擴展了政府聽取民意的途徑和渠道——借助這些新技術和新工具，代表委員能夠聽到更廣泛和更真實的民意。但我一直以為，技術畢竟只是技術，它只能起輔助性的工具作用。無論什么時候，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的聽取民意都不能放棄那些最傳統(tǒng)、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實社會中進行調查和研究，深入基層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與民眾的直接接觸掌握民意。技術再先進，只能作為這種調查研究的補充；博客、微博之類的網(wǎng)絡問政再能拉近距離，也比不上實地調研與民眾面對面的距離近。
近日一條有關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新聞讓我受觸動，任玉嶺通過自己的調查對當下中國五大教育不公問題進行了批評——這些問題并不算新鮮，觸動我的是任參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負責態(tài)度，每個判斷都建立在諸如“我在河南調研時發(fā)現(xiàn)”的基礎上。比如他批評“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就舉了在湖南某地調研時的一個例子：在中央明確要求為公檢法每人增4萬元辦公費的情況下，由于當?shù)厥恰俺燥堌斦?，通過把教育和農(nóng)業(yè)的財政支出降下來解決政策要求。正是“縮減教育支出為公檢法人均增4萬經(jīng)費”的實地調研讓人們對“窮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嶺當過兩屆政協(xié)委員，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員。不過他從來不亂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斷建立在嚴謹?shù)姆治龊蛯嵉卣{查的基礎上。比如某年兩會上他那枚“我國行政管理費用25年增長87倍”、“26個人中就有一個官”的重磅炮彈，就是通過深入實際、廣泛搜集資料而提出的，從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說服力和影響力。這樣高質量的提案和有價值的批評，僅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絕寫不出來的。靠電腦鍵盤功夫和電腦前的拍腦袋，浮躁地追逐諸種時尚，而不深入實際聽取民意，只能提出類似“給老婆發(fā)工資”、“給企業(yè)家評職稱”、“全面取消網(wǎng)吧”之類雷人建議。
博客問政也罷，微博議政也罷，本只是擴展交流渠道的一種輔助方式，可如今卻助長了一些代表委員的惰性，過分依賴這些溝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層和實際了。兩會快到了，趕快開個微博什么的，營造出一種與民眾暢通交流、充分聽取民意的幻象；平時從不做調查研究，快開會交議案提案了，趕快上網(wǎng)搜集“民意”拼湊出個議案提案。這樣的“鍵盤代表委員”，怎么可能提出有質量的議案提案，又怎么可能像任玉嶺那樣說“我在湖南調研時發(fā)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