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提出“迎接數字時代，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

　　敏捷治理，是在數字時代和信息社會中，政府基于共治、共享、責任、義務、審慎、優(yōu)化等價值原則，通過創(chuàng)建高效運行的數字治理系統(tǒng)，協同發(fā)揮治理主體各自的優(yōu)勢和功能，主動及時感知內外部環(huán)境變化，全面深刻審視經濟社會復雜系統(tǒng)的現狀，科學預測其潛在影響和發(fā)展趨勢，在此基礎上快速準確作出應對和反饋，有效配置各種要素資源，并通過持續(xù)循環(huán)的學習改進，實現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迭代演進。

　　數字時代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敏捷治理要讓城市保持適宜的溫度、適度的彈性，體現出廣泛參與性、最大包容性、及時回應性和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建成宜居、宜業(yè)、韌性、智慧的有機生命系統(tǒng)，真正實現城市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

　　一、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敏捷治理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1、我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數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按照我國政府對城市規(guī)模定義的標準，城區(qū)人口超過1000萬的為超大城市，超過500萬的為特大城市。根據住建部和國家統(tǒng)計局的公開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城區(qū)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有7個，城區(qū)人口在500萬到1000萬之間的特大城市有14個。這些城市都分布在胡煥庸線的東側。在一個國家之內，有如此數量眾多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這在當今世界上只有中國，而且這個數量還在繼續(xù)增加，比如2021年武漢、東莞、西安的城區(qū)常住人口都已經超過900萬，最近幾年即將走進超大城市行列，特別是武漢城區(qū)常住人口已經達到995萬。如果每個城市算上市域范圍內的全部常住人口，目前我國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達到17個，500萬到1000萬人口的城市也超過14個。

　　2、數字時代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機遇和挑戰(zhàn)并存。目前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城區(qū)人口都已超過1600萬，廣州城區(qū)常住人口也達到了1488萬。如果算上市域范圍內的全部常住人口，上海、北京、重慶、成都、廣州、深圳已經超過或接近2000萬，這比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總人口還要多。在如今的數字時代，萬物互聯、萬物皆數、萬物皆智，帶來了海量的數據生成、海量的人員往來、海量的物流集散，極大活躍了要素流動，有利于市場化配置資源，但是也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安全隱患和治理難題。這對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有效治理形成了新挑戰(zhàn)，同時也給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智慧穩(wěn)健運行帶來了新機遇。

　　3、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敏捷治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隨著城市數量越來越多、規(guī)模越來越“大”，我國21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成為人口流入的重要集聚地。統(tǒng)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總規(guī)模為3.76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6%，而21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流動人口就達到1億，占全國流動人口總數的26%，而且這個比例還在上升。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區(qū)域，也是現代化程度和市民素質最高的地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必須直面數字時代城市治理面臨的新挑戰(zhàn)，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yè)變革以及社會組織方式重構的新趨勢，實現精細、智慧、安全、敏捷的治理。

　　二、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實現敏捷治理必須樹立先進的城市治理理念

　　1、從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轉變。我國早期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單向單薄的傳統(tǒng)城市管理模式，已經不符合現代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大趨勢。作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必須根據我國數字化轉型和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率先從根本上轉變治理理念。在數字時代，城市中的政府、企業(yè)、社區(qū)、市民、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關系是立體交叉、多元互動的?，F代城市治理理念要體現在城市規(guī)劃、建設、運行、服務全過程，最終目的是要讓全體市民有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從物理空間城市向有機生命系統(tǒng)城市轉變。數字時代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經不再單純是由鋼筋混凝土玻璃幕墻構成的物理空間，也不再單純是由眾多個體聚合而居的巨大場所，而是一個能夠呼吸、能夠表達、能夠思維、能夠創(chuàng)造的有機生命系統(tǒng)。這樣的城市有機生命系統(tǒng)與以往傳統(tǒng)工業(yè)時代的小規(guī)模城市有本質區(qū)別，在城市治理的理念與目標、主體與客體、任務與重點、評價與反饋機制等各方面有自身特有的規(guī)律。因此城市中的所有主體必須樹立“全生命周期治理”意識，敬畏城市、善待城市、精心呵護和營造城市，實現數字時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的根本性變革，把城市建設成一個生生不息的有機生命系統(tǒng)。

　　3、從粗放式管理模式向精細化治理模式轉變。城市治理的本質是對城市中各種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生產、生活、生態(tài)的豐富性得益于城市中多種要素資源的聚合，這就向城市提出了精細化治理的根本要求。城市治理的資源既包括政治體制、治理架構、運作機制等制度資源，也包括基礎設施、生產生活物資、全社會財力等物質資源，還包括時間、信息、文化、觀念等非物質資源，當然也包括最為重要的人力資源。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敏捷治理就是要實現制度資源、物質資源、非物質資源以及人力資源的高度適配和有機組合。

　　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敏捷治理的主要特征

　　1、數字時代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一個四元時空有機體。經濟社會實現數字化轉型，將極大推動大數據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相互作用模式的重構。對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來說，建立和提升城市內外數據的關聯互通性，并不只是線性提升對原有物理空間和城市人口的管理能力，而是要建構一個線上線下高度融合，人、物、信息、時間科學高效運行的四元時空有機體。這個四元時空有機體由全體市民及其生產生活行為、全域物理空間、信息網絡空間以及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共同構成。城市治理要在這個四元時空有機體中全方位、立體化展開。

　　2、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以治理精度保證治理溫度。如果說傳統(tǒng)的城市管理是紡織粗糙的農家土布，那么數字時代的城市治理就是精心制作江南刺繡。數字時代的海量數據資源以及云計算、區(qū)塊鏈、人工智能等當代先進科技成果為提升城市治理精度創(chuàng)造了條件。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和工具提高城市治理的精度，并不是把城市變成冷冰冰的數據集合體和剛性的城市機器，更不是借助大數據把人變成機器和工具，而恰恰是要通過海量數據資源、完善的基礎設施、發(fā)達的信息網絡、人性化的體制機制設計，有效保證城市治理的溫度和彈性。換句話說，就是要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不斷推動城市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的創(chuàng)新和提升，讓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變得更加聰明、更加安全、更加人性、更加溫暖、更有生機和活力。

　　3、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實現公共政策的調適性穩(wěn)態(tài)。“治大國，若烹小鮮”，治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亦如是。公共政策的調適性穩(wěn)態(tài)是公共政策系統(tǒng)在城市四元時空有機體中能否有效發(fā)揮作用的關鍵因素。這就需要增強城市公共政策的科學預見性和協調穩(wěn)定性。在數字時代的城市四元時空有機體中，要超越城市公共政策“變”與“不變”的簡單二元架構，從根本上構建公共政策調適性穩(wěn)態(tài)的全新框架，實現政策理念的和合貫通、政策內容的穩(wěn)健調適、執(zhí)行過程的連貫銜接、決策體系的配套協同、反饋系統(tǒng)的及時準確，從而實現“變”與“不變”之間的動態(tài)平衡與和合共生。

　　四、我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敏捷治理的實施路徑

　　1、建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敏捷治理共同體。當前非常需要開展一場數字時代的城市敏捷治理新啟蒙。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要切實提升數字素養(yǎng)，加深對數字時代敏捷治理的認識，通過在職培訓、政績考核、政務服務水平評價等多種途徑，改變粗放式、家長式、單純自上而下式的城市管理方式，讓城市真正趕上數字時代的步伐。全體市民的數字化啟蒙也非常重要。特別是要為城市里需要照顧的人群和老年人提供條件和幫助，最大程度彌合“數字鴻溝”。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敏捷治理共同體。政府有為，市民有位，市場有效，人人參與、人人盡責，人人奉獻、人人共享，大家各顯其能、各得其所，才能真正實現城市良治。

　　2、升級“城市大腦”。近年來，全國各地在建設智慧城市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努力，特別是通過建設“城市大腦”數字治理系統(tǒng)，推進“一網通辦”“一網統(tǒng)管”，優(yōu)化數字化營商環(huán)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提升了城市治理水平。但是現在數據分散割據、數據“孤島”、數據“堰塞湖”等現象也大量存在。因此只能說我們現在還停留在“數據大”時代，并不能說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要讓城市更安全和智慧、更有溫度和效率，就需要建構面向決策者和全體市民的“城市大腦”數字治理系統(tǒng)，也就是說要在現有基礎上打造“城市大腦”2.0版。當然，隨著技術進步和發(fā)展需要，未來還要打造3.0、4.0版，從而讓城市中的各方主體依托“城市大腦”數字治理系統(tǒng)，促進要素資源高效配置，實現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

　　3、適度超前建設城市數字基礎設施。要面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經濟社會高質量發(fā)展和敏捷治理的需要，適度超前建設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綠色智能數據與算力基礎設施和新技術基礎設施，構筑領先的數字技術能力支撐體系。統(tǒng)籌構建符合數字轉型和智能升級、有效融合創(chuàng)新資源的城市數字基礎設施體系。加快建設服務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生產生活的空間信息基礎設施。同時要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加快城市老基建更新改造，使老基建與城市數字基礎設施等新基建匹配運行。老基建更新改造，新基建加快發(fā)展，既可以為城市敏捷治理提供必要的支撐條件，產生綜合和長遠效益，又能夠通過投資直接拉動疫后經濟恢復和增長。

　　4、強化網絡和數據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網絡數字技術和產品的廣泛應用，模糊了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界限，給人類社會帶來便捷、舒適、新奇的體驗，但是也對法律規(guī)范、倫理道德、個人權利、公共安全提出新挑戰(zhàn)，甚至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帶來新考驗。中國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不曾中斷文明史的國家，現在又是世界人口大國和網絡數字技術創(chuàng)新應用大國，還擁有數量最多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因此我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主動面對新考驗、應對新挑戰(zhàn)，在技術、產業(yè)、倫理、法律、輿論、應急管理等方面綜合施策，及時甄別和堵住網絡數字技術運用和治理中的漏洞，依法保護個人隱私和數字產權，有效防范和化解公共安全風險，讓網絡和數字技術更好造福城市，為數字時代的社會治理積累新經驗、探索新道路。

　　5、實現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自身與周邊區(qū)域的協同敏捷治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主動突破自身行政邊界的局限，在交通通信、產業(yè)發(fā)展、數據共享、環(huán)境保護、公共服務、應急管理等方面與周邊區(qū)域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協同敏捷治理，有力帶動提升區(qū)域治理一體化水平。特別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要主動尋找更多的自下而上、由內向外的協同元素，促進區(qū)域各方形成治理和發(fā)展共識，讓區(qū)域協同發(fā)展實現自然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