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認，近年來，反腐、討薪、司法不公等一些社會問題通過正常渠道遲遲得不到解決，但在微博這一網上輿論場的放大效應下，往往能夠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對于微博所發(fā)揮的輿論監(jiān)督正面作用，需要持肯定態(tài)度；同時，微博對碎片化個案的快速解決，恰恰反映出社會中某些基礎性制度的疏漏或缺失—如果多數(shù)社會問題能夠經由正常渠道解決，又何必訴諸微博呢？

 

　　當然，由于微博等新媒體用戶的獵奇、跟風等特性，得到解決的問題往往是極為特別、符合微博用戶偏好的個案，大量的社會問題即使進入微博也很快被湮沒，沒有機會獲得關注。因此，關注微博問政，治本之策不在于大力推廣通過微博解決社會問題的特殊經驗，而在于建立順暢的行政工作機制，提高政府部門的執(zhí)行力、公信力，完善相關社會問題的基礎制度體系—如此，才能讓一些社會問題由微博解決的“偶然”變?yōu)橹贫纫?guī)范的“必然”。

 

 

　　表面上，當前中國微博用戶的數(shù)量極為龐大，但需看到，這一數(shù)字存在很大水分，除了一人多賬號的現(xiàn)象外，各類出自商業(yè)利益的“僵尸粉”更是多如牛毛。

 

　　必要的經濟基礎與相對豐裕的業(yè)余時間是“玩微博”的必要條件。在微博用戶中，雖然有一些收入低、文化程度不高的“有閑人士”，但青年學生、企業(yè)白領、事業(yè)單位員工等的數(shù)量也頗為可觀。微博用戶的這種同質化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網絡群體的“選擇性關注”傾向。比如，城管打人廣受關注，城管被打則無人問津；醫(yī)生見危不救廣受撻伐，醫(yī)生不堪重負“墜樓”則無人關注……可見，微博輿情本身就存在“選擇性正義”。

 

　　此外，還有一些人因為沒有機會使用微博等新媒體而在移動互聯(lián)時代喪失話語權。這部分人群涵蓋了農民工、國企下崗職工、退休人員、殘障人士等—作為社會應該高度關注的群體，他們卻在新媒體時代處于“失聲”狀態(tài)。

 

　　因此，如果只關注微博上洶涌的“泛眾化”聲音，甚至將其作為“基本民意”，很可能在政策制定、社會福利配置等方面造成偏頗，難以實現(xiàn)真正的社會公平與正義。

 

 

　　目前，包括陜西、江蘇在內的很多省市制定了十分詳細的制度來規(guī)范微博問政行為。由于政務微博的特殊性，對之進行制度規(guī)范是必然趨勢，然而，日益細密的制度規(guī)范正成為微博問政逐漸僵化的直接誘因。正如J.S.密爾在《代議制政府》中所言：“凡是變成例行公事的東西都喪失生命力，不再具有在其內部起作用的精神，只是繼續(xù)機械地運轉。”

 

　　例如，在內容管理中，制度越來越導向偏中性的內容，一些稍微涉及問題甚至還沒觸及問題的內容都被排除在外；在考評機制上，采取過分單一的量化指標，使得微博問政的目標異化；在責任制度上，不少由政府網絡信息部門管理的微博可能要承擔遠遠大于自身管理領域的責任……這些因素的存在與微博的短小、靈活、草根等特性不符，不僅無助于提升政務微博的作用，還導致管理者畏首畏尾、顧慮重重，喪失了積極性、主動性，使得政務微博日益僵化，變成一個自說自話的宣傳“陣地”。

 

 

　　在微博問政的互動環(huán)節(jié)中，如果管理人員不慎說錯話，不僅無助于事態(tài)的平穩(wěn)發(fā)展，還會火上澆油，引發(fā)更大、更強烈的輿論反彈。因此，政府機關在利用政務微博時，絕不應該僅僅是冷冰冰地照章辦事，而應在與民眾的互動中保留起碼的道德和人性。

 

　　那么，如何更好地回應網民的疑問甚至質疑呢？一需要真誠，實話實說，不欺不瞞，恪守公信力；二需要依法，句句要有準確的法律依據；三需要閃耀人性最基本的道德光芒，照顧到社會大眾的道德期待。舍此，任何所謂的修辭技巧都難收實效。

 

　　微博這一新媒體之所以廣受關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平民性以及由此散發(fā)出來的活力與自由—當然，在方便、好用的特性之下，也暗含著一些局限與風險。因此，在重視微博溝通民意民情作用的同時，政府機構需要清醒認識微博問政的局限性及其潛在影響，除了避免“一刀切”導致的制度僵化，更要建立、健全為民解難的常規(guī)、長效機制，努力實現(xiàn)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與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