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69年的美國的互聯網，在從最初的軍用走向民用的普及過程中，作為公用信息傳播載體迅速風靡世界。無論是各國紛紛實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設，還是互聯網信息傳播制度的完善，都以互聯網發(fā)展作為核心議題。從全球范圍來看，自20世紀末期至今，互聯網正以前所未有的擴張速度觸及全球各個角落。目前，發(fā)達國家的互聯網使用普及率往往高達80％。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截止2012年，發(fā)展中國家互聯網普及率也已經逐步接近21世紀初期發(fā)達國家45％的普及率水平。

 

　　伴隨互聯網普及率的提升，信息提供、傳播和接受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同時，在不斷創(chuàng)新的互聯網革命中，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正在從傳統(tǒng)的紙質媒體、收音機、電視轉向互聯網媒介，而互聯網媒介也從早期的網頁、論壇(BBS)、博客逐步轉到近年來新興的微型博客等新媒體之中。在互聯網發(fā)展的歷史中，Web1.0時代為用戶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并伴隨著電子政務的大發(fā)展，提升了政治信息的透明度。在Web2.0的沖擊中，人機信息交互使得民眾從傳統(tǒng)的信息接納者轉化為信息制造者?；ヂ摼W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不但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極大地觸動了傳統(tǒng)政治生態(tài)。其實，新科學技術的興起總是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美國總統(tǒng)從羅斯福首次使用收音機開展的“爐邊談話”，到肯尼迪競選的首次電視辯論，再到奧巴馬的網絡社交媒體競選秀。新科技在政治生活中的創(chuàng)新性使用獲得了良好的成效，新近有學者將互聯網喻為鼓勵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萬能長壽藥”。①

 

　　這一良好愿景，燃起學術界基于互聯網科技發(fā)展來進一步完善或改變政治現實的愿望，一些相關的新詞匯在研究領域不斷出現，網絡政治學、虛擬政治學、數字政治、代碼政治等紛紛成為討論的熱點。這也符合當代政治學研究新拓展的趨勢，其總伴隨著與其他社會現象或學科的融合，形成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人類學、生物政治學、政治地理學等交叉學科。當前，在新信息技術的驅動下，網絡政治成為信息時代政治學發(fā)展的新趨向。所謂的網絡政治學一般是指在Web2.0時代，分析互聯網與政治學相關領域的交互關系與影響，以及虛擬空間的相關政治行為、制度等議題。網絡政治學因其技術因素，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去中心化、開放與共享并存、平等與互動、個性化與社群化并列等特征。

 

　　注：以“網絡和政治”為檢索詞設定規(guī)則如下：標題=互聯網(Internet)或網絡(Web)+政治模糊詞(plitic*)或政府模糊詞(Govern*)并在傳播學或政治學中篩選；“社交媒體和政治”檢索詞設定規(guī)則如下：標題=Social Media或SNS或Social Network Site或Social Networking Site或Twitter或Facebook或Friendster或Orkut或Netlog或Youtube或Flickr或Picasa或Cyworld或Bebo或Linkedinf或Tumblr或Twitkr或Plurk或Mixi或Renren+Politic*或Govern*，并在傳播學或政治學中篩選。以“網絡、社交媒體和政治”為檢索詞設定規(guī)則如下：標題=Internet或Web或Web1.0或web2.0或Web1.0或web2.0或Social Media或SNS或Social NetworkSite或Social Networking Site或Twitter或Facebook或Friendster或Orkut或Netlog或Youtube或Flickr或Picasa或Cyworld或Bebo或Linkedin或Tumblr或Twitkr或Plurk或Mixi或Renren+Politic*或Govern*，并在傳播學或政治學中篩選。②

 

　　網絡政治學的重要現實價值和理論研究意義吸引著學術界的積極探討，并已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僅就英文權威社會科學引文來源刊物(SSCI)發(fā)表記錄來看，近10年來相關文獻快速增長(見圖1)。但急速增長的文獻對議題研究依然未取得共識，具體來看，主要存在兩派觀點：一種認為其將帶來革命性的影響(或稱為網絡樂觀主義)；另一種認為政治將一如既往地保持常態(tài)(或稱為網絡現實主義)，但這類極化的先入為主的觀點顯然影響到后續(xù)的實證分析，如研究案例的選擇、問題意識的形成以及結果解釋的挖掘。從研究內容來看，伴隨各式各樣引人注目的口號，如“媒體霸權時代”、“網絡烏托邦”，學者們聚焦于互聯網與政治行為群體的關聯、影響及原因，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相關實證檢驗，還通過融合其他學科知識衍生了諸多自成體系的分支理論?；诖?，下文將對近年來關于網絡政治學的英文文獻進行全方位評述，以期客觀認識當前網絡政治學的發(fā)展現狀及未來走向，為中國學術界相關知識的增進提供借鑒和思考。

 

 

　　當前，互聯網正在被普通大眾、政治家、學者及政黨、政府、國際組織、慈善組織、智庫等個體或群體廣泛使用，顯示了其對公共事務及政治生活的極大影響力，如對公民—政府關系、政治參與、政治信息傳播等的影響。同時，互聯網也在動搖著傳統(tǒng)的國家、市場、公民社會和公民行動的關系。從研究文獻來看，西方學者主要側重于分析互聯網與政治個體、群體或組織的關聯影響。

 

　　(一)對政治個體的影響

 

　　互聯網對個體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其作為新信息載體帶來的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識傳播的變化，其次是這種變化對個體的認知、情感、態(tài)度和行為的影響。針對此類議題，不同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看法。

 

　　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識作為政治社會化的核心議題之一包含以下問題：誰獲取、如何獲取及信息的質量與類型?；ヂ摼W的興起帶來了政治信息的多樣化，以及公民對信息的可選擇性。多數研究均認為，政治信息的增加有利于公民更好地參與到政治生活之中。公民通過獲得其他人的指導會降低政治信息的獲取成本，但理想的信息提供者、特別是其融合個人政治經驗和分享的觀點常常不存在，因此公民常需要超越自己所在的團體去尋求外界的理想信息提供者，但這又額外增加了成本。③互聯網則有效地解決了上述問題，它基于其特有的平臺和技術，提供了傳授、學習和篩選政治知識的創(chuàng)新性路徑。學者將傳統(tǒng)的傳媒載體喻為單向傳送帶，其主要將政治精英的觀點傳送給大眾。④而互聯網則具有雙向傳送的功能，互聯網的便捷性和低成本性正在提升政治相關信息的散播空間和傳播廣度，成為民眾政治信息獲取的重要渠道，促進了現代政治人的成長。實證研究表明：經常使用互聯網收發(fā)政治郵件的網民的政治參與可能性要比其他人高出21到39個百分點。⑤

 

　　盡管學者期待互聯網能為新的政治參與提供技術輔助，諸如在線公民論壇的發(fā)展。但這一過程也需要加大對參與文化、必需的參與技術的培訓等。有學者注意到，面對信息鴻溝的存在，當前的通訊效果鴻溝也進而形成了參與鴻溝，導致了不同的參與差距。⑥或者說，由傳統(tǒng)的、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導致的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將帶來政治參與失衡，特別是在我們越來越依賴互聯網傳播政治信息的時代，數字鴻溝將剝奪部分人群的政治信息獲取權。數字鴻溝大概表現為以下四種形式：互聯網的使用、不同數碼設備的使用、使用的深度與廣度、不同互聯網活動的參與等。⑦當前的教育、家庭收入、家庭結構、接觸電腦機會等均影響到數字鴻溝。如在美國，雖然有85％的成年人和90％的年輕人使用網絡，但是貧困地區(qū)的人群依然難以接觸網絡。⑧

 

　　此外，不同互聯網使用者的使用特征和需求特征導致了不同的使用結果和偏好。如外向型性格降低了互聯網社交媒體對網絡異質性的影響，而內向型性格則更容易與不同觀點的人們進行討論?；ヂ摼W對內向個體的促進作用大于外向的個體，雖然實證數據表明這種改善邊際效應不是很大。⑨此外，個體差異也影響著政治知識的獲取，特別是個體的動機、能力、政治信息接觸量以及經濟地位、政治和交流背景等差異均對其政治知識的獲取產生影響。2009年歐洲選舉研究數據分析表明，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到互聯網時代的政治知識獲取　瑏瑠，而在需求特征層面也發(fā)現，網絡博客的閱讀習慣偏好會影響到公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態(tài)度。(11)

 

　　最后，在互聯網時代，“網絡政治人”大量涌現，網民的線上政治討論和線下政治行為關系不同，進而對個體的政治認知、態(tài)度等存在不同影響。雖然個體在線參與引起很多政治學者的關注，但是目前學者們對其內在結構及其與線下參與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有限。這類研究大多忽略區(qū)分虛擬的線上行為和現實的線下行為之間的差異，這也導致一些學者質疑網絡虛擬世界的政治影響力能否擴展到現實世界的參與活動。(12)美國學者的調查表明，只有少部分互聯網社交媒體的使用者用其來獲取和搜集政治信息。此后的進一步研究還發(fā)現，在推特(Twitter)寫作風格中，敘述體最為流行，這與18到19世紀期間人們的日記記敘題材沒有區(qū)別，此時的互聯網只反映歷史過程中人們使用新的媒介來交流分享的社會需要。(13)這類社交媒體僅充當朋友間政治溝通的平臺，而未構成組織化的政治力量來影響政府官員。若現實世界的政治參與空間緊閉，互聯網平臺就難以轉化為施加現實政治影響的機會窗口或催化劑。(14)如經過分析發(fā)現，德國的接觸、競選、請愿等相關線下活動受線上交流的影響，(15)但是其他國家就沒有出現類似情形。對于青年群體的分析同樣表明，只有在現實世界存在政治參與空間時，線上的網絡“分享”(如轉發(fā)郵件、簽署電子請愿及在線討論)因素才會對線下政治參與帶來影響。(16)

 

　　(二)對組織和政黨的影響

 

　　眾所周知，傳統(tǒng)的國家權力、權威和部門結構在信息時代受到挑戰(zhàn)，目前，人們越來越多地聚焦于互聯網對政黨、政治組織和政府部門的影響。數字時代的交往新方式形成了新的公共空間，也改變了政黨政治的現狀。(17)

 

　　首先，改變了政黨傳統(tǒng)的組織結構。以提名政黨候選人為例，一般認為，新信息技術將促進政黨集權，但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出現將使得政黨候選人能夠脫離黨中央的控制而開辟獨立的個人宣傳平臺。比如，當前在線媒體受到候選人的廣泛關注和深入使用，對個人競選陣營展示出深遠的技術影響。社交媒體短期內難以增加各類個性化特征的競選形式，但卻提供了一個新的自我推銷渠道。(18)對美國愛荷華州的數據分析證明，互聯網社交媒體使用與政治候選人的政治形象評價呈正相關。(19)

 

　　其次，改變了政黨政策定位策略及議程設置。對何時以及如何釋放黨派新聞信息、如何進行政治動員、如何轉化其他黨派支持者、如何鞏固本黨派的支持者等問題的解答成為當前政黨組織研究的新課題。通過對2004年丹麥的數據研究表明，信息媒體容易影響并極化政黨政策的立場，這迎合了貪婪的爭取選民競選策略的需求，也與政黨不采取中間策略的研究結果相一致。(20)對議程設置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互聯網的新聞報道塑造公共輿論，進而對公共和政府議程設置有潛在影響。如果互聯網上的新聞對某一公共議題報道較多，民眾也傾向于認為此議題為重要議題。同時，互聯網還給政府組織帶來了解和發(fā)現社會現狀的機會，為政府部門社會問題的搜集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機會。(21)

 

　　再次，影響政治組織的信息傳播。互聯網以其低成本、溝通的直接性和無限制性等優(yōu)勢使其成為政黨鞏固支持者的有效營銷手段，可以提升與選民溝通的有效性，促進志愿者招募等。新媒體較低的傳播成本改變了傳統(tǒng)競選的廣告形式，為較小的政黨帶來了低成本宣傳的便利和較多受眾?，F實之中我們也看到，自1996年至今，互聯網作為非傳統(tǒng)媒介開始應用于政治競選之中，各國政治候選人紛紛成立競選網站，各種非盈利組織也通過互聯網向公眾傳遞競選信息。在2012年美國總統(tǒng)初選過程中，互聯網新媒體的使用成為亮點，被稱為所謂的“奧巴馬模式”，從而引來諸多政客的復制，當前美國地區(qū)和聯邦層面的政客紛紛使用互聯網社交媒體作為傳統(tǒng)媒介宣傳的補充。有學者研究發(fā)現，接觸利用政府門戶網站的公民對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容易形成正面的觀感，經常瀏覽地方政府網站行為與公眾政治信任顯著相關，地方或州政府網站的滿意度與政府信息的易得性相關。(22)所以，整體來看，互聯網在增加政治透明度、提高政治家參與網絡互動的真實度、塑造候選人或政治家個體形象、傾聽公眾聲音與觀點、拉近公眾與政治家的距離等方面均帶來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在線競選宣傳的說服力空間有限，因此網絡的宣傳功效僅在鞏固和動員。(23)此外，互聯網對政黨和組織影響力的發(fā)揮還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如有學者通過對20個國家23次選舉的數據分析發(fā)現，只有當政府對網絡媒體干擾較少時，互聯網信息傳播才會對個體或組織獲取政治知識有較大影響。(24)政黨或政府部門往往渴望尋求對在線信息的控制權，而不愿開放信息的互動評論，這同樣降低了互聯網對政黨的影響能力。

 

 

　　互聯網時代的政治發(fā)展對諸多學術概念也帶來了挑戰(zhàn)，因為大多數經典和廣泛傳播的政治學概念或理論都是形成于互聯網時代之前。而好的理論應該是有用的，能激發(fā)新問題，并假定這些問題通過不斷的探索能夠被回答。隨著研究的深入，網絡政治學的研究衍生或發(fā)展創(chuàng)新出如下相關理論，這些理論為當前網絡政治學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1.網絡政治犬儒主義效應。雖然互聯網媒體在動員選民和傳遞信息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競爭性報道也帶來了政治犬儒主義、低效和疏離。因為互聯網媒體報道政治新聞時過于關注政治競爭的策略解讀，從而培養(yǎng)了政治犬儒主義。如歐洲21國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的數據分析表明，越不關注選舉的選民，越憤世嫉俗，特別是治理質量較高的國家——這些國家較高的互聯網普及率和豐富的互聯網新聞報道加劇了選民的政治犬儒主義。(25)

 

　　2.媒介效應差別感受模型。此綜合性模型用來解釋為何一些個體更易受媒介影響，不同媒介影響效果如何提升或減低(26)，同時還用來研究在政治媒介化的過程中互聯網如何對社會、文化和政治參與者、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等產生影響。過去數十年中，媒介對個體的認知、情感、態(tài)度及行為影響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相關實證與理論研究論文數以千計。大部分研究發(fā)現，媒介影響的程度是一致的，雖然效應值最多是中等程度。如最近有關暴力的電子游戲對個體進攻性行為影響的元分析結果發(fā)現，效應值從r=0.08到r=0.19不等。當然，也有一些研究的結果變量顯示，媒介影響效應是不一致或相互沖突的，如互聯網社交媒介對社會網絡的影響。(27)由此還衍生出“有條件的媒體效應模型”、“強化螺旋模型”等分析框架。

 

　　3.網絡政治參與模式分類。類型學是社會科學中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它能夠被用來形成和優(yōu)化概念，測量、探索潛在的維度，整理案例，為分類和測量的實現提供幫助。當然也存在一些批評的疑問，主要認為類型學是過于過時和簡單?；ヂ摼W的新形態(tài)帶來新的政治參與模式，對此進行分類有助于更加條理性地認識網絡政治參與行為。有學者概括了三種主要的網絡政治參與形式：動員、顯性參與、隱性參與。除此以外還有其他類型的參與：聚合性參與、眾包式參與(28)、新自由式參與，以及專業(yè)參與和業(yè)余參與。學者認為，業(yè)余參與是利用性的、枯燥的，其稀釋了新聞的專業(yè)性并對民主社會有負面影響。(29)

 

　　4.把關人信任(gatekeeping trust)。把關人信任是一種互聯網時代的信任形式，通常指新媒體信息傳播和報道選擇是基于對相關社會問題重要性的判斷。它是媒體信任的特殊形式，強調除了問題的重要性之外，媒體報道議題的選擇要忽略其他因素。(30)該理論源自新聞傳播學中的“把關人理論”。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的崛起，新聞傳播速度的加快和傳播渠道的多元化，信息環(huán)境變得復雜混亂，把關人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當然，除上述工具以外，還有如分析互聯網信息傳播對受眾影響的“接受—認可—嘗試”理論框架、分析互聯網時代爭議話題傳播的敵意媒體效應、分析博客和社交網絡中聚焦政治定位的討論形式的網絡表達模型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贅述。

 

 

　　綜上所述，不同研究思路提供了互聯網對政治行為影響較為全面和互補的分析觀點和研究路徑，以上分析可見，互聯網將會重新激發(fā)市民公共生活的空間，促進政治協商討論、發(fā)展社會網絡和提供政治意見發(fā)表的平臺。互聯網傳媒對增強社會網絡的潛力巨大，它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增加了社會信任。非政府組織也認為，互聯網新媒體的自由使用改善了政府對人權的尊重。

 

　　但在當前，有關互聯網對政治作用的影響依然缺乏足夠一致性的實證證據，還存在概念界定、方法適應性和案例選擇性的挑戰(zhàn)等事實；還存在以下悖論：海量的政治信息與低水平的政治參與不成比例，網絡信息的迅速傳播和其低信任度，信息傳播的便捷性和暴力沖突信息的傳播激增及模仿的交替增加。(31)還存在一些疑問：互聯網社交網絡在政府部門的運用能更好地促進民主嗎？其符合電子政府運行提供公共服務的初衷嗎？(32)是否會帶來新的“奧威爾危機”(Orwellian risk)？是否會破壞隱私和言論自由等公民權？(33)還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如有的學者認為，因特網技能、在線聯絡等變量與線下政治行為無關，但同樣的變量編碼和數據分析中也有學者得到截然相反的結果。(34)還存在一些風險，如伴隨互聯網在政治選舉中的應用，其潛在互聯網病毒有可能接管選民的電話和網絡，一些國家有可能霸占電腦和改變網絡選舉結果，政府內部人士有可能編寫帶有后門漏洞的軟件，以及在選舉日或許會導致網絡癱瘓等。雖然互聯網帶來了對傳統(tǒng)政治理論的新理解和新評估，終結了一成不變的政治現狀，但技術發(fā)展離不開設計者和使用者的影響。

 

　　如果說21世紀的政治學發(fā)展因為融入了更多新的時代元素而在研究議題或研究方法上發(fā)生了諸多顛覆性變革，從而進入了政治2.0時代，那么在探索新政治行為與信息傳播的過程中，網絡政治學無疑是政治2.0時代研究的核心議題。至少在美國，有學者稱已經出現了從政治1.0時代向政治2.0時代的轉型。(35)而當代政治學者面臨著要證明其研究成果影響力及其與社會的相關性的壓力，因而無法忽略互聯網對政治的影響，所以正如有學者所判斷的：未來10年對于政治學而言，互聯網與政治的關系將會變得日益重要。(36)

 

　　對于中國學者而言，政治2.0時代的研究特征和側重點是什么？強調公民普遍參與還是強調政治信息傳播？互聯網時代的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變遷是轉型還是優(yōu)化？反思國際學界的研究現狀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明確上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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