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近日與網民進行了一次互動，以聊天方式將中國政府的執(zhí)政理念呈現在了公眾面前，此舉受到了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有外媒稱，溫家寶將“互聯(lián)網政治”概念延伸到了中國的每個角落，不但為正在召開的“兩會”增添了亮點，也表明中國的“兩會”開始關注網絡民聲。當然，類似評論在國內主流媒體出現的更為集中，諸如“中國政治進入互聯(lián)網時代”、“中國互聯(lián)網政治漸入佳境”等，都反映出中國信息環(huán)境生態(tài)正在朝著進步的方向發(fā)展。

　　現代信息技術的普及，使互聯(lián)網上每一種聲音都會在瞬間得到廣泛傳播，這是中國進入信息時代重要標志之一，也是人類社會不可逾越的發(fā)展階段。作為特有的現代文化現象，既然能體現在人們的各種現實生活中，出現在政治領域也不算奇怪，真正奇怪的中國人往往把網民與官員分開來說，比如官員上網叫“與民互動”，人大代表上網叫“體察民情”等，里外透著一種少見多怪般的矯情，以致“網絡問政”成了“兩會”期間被人熱捧的詞兒。

　　有論者認為，互聯(lián)網賦予了“兩會”新的內涵，已初步奠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參政體系，預示著中國的互聯(lián)網政治時代的到來。這樣的解讀顯然有些過頭，畢竟解決就業(yè)困難、教育公平、樓價上揚等一系列問題不能寄希望于互聯(lián)網，就此認為“兩會”將開啟中國的“互聯(lián)網政治時代”還過于樂觀。以近期云南的“躲貓貓事件”和“周久耕事件”為例，有些人習慣了遮遮掩掩，只是苦于不能自圓其說才不得不作出些姿態(tài)。在這樣的前提下，一些官員與其說在給了網民面子，倒不如說更擔心自己丟面子。

　　信息時代注定了網絡會成為一種輿論載體，因此把“網民”概念定義在平民范圍不準確。其實，中國網民群體的組成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簡單，即使法定的參政者和執(zhí)政者上網也沒有必要自詡“網官”。一般說來，有人習慣在網上網下扮演不同角色，也許他們在工作中惟命是從、笑臉奉迎，在虛擬的網上卻愛憎分明、眼里不揉沙子。如果不是這樣，所謂的“網絡民意”命題就不能成立，要知道，全國至少還有10億人在為生計而勞作奔波，能有幸成為“網民”的人基本生活在少數富庶區(qū)域，或者是公職人員。正是這些居于社會中層以上的群體，他們隱藏在電腦屏幕背后，用一字一句敲出了中國的“互聯(lián)網政治”元素。

　　其實，“互聯(lián)網政治”并不是中國人的發(fā)明，拿來套用網民參與“兩會”最多也是種概念延伸。在美國大選期間，奧巴馬就曾公布過個人網站（www.fightthesmears.com），讓世人見識到了互聯(lián)網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奧巴馬是在為爭取個人權利而被迫使用互聯(lián)網技術，卻應該看到，正是他的明智選擇才匡正了自己在選民中的形象，為成功入主白宮奠定了民意基礎。由此看見，“互聯(lián)網政治”更多體現在民主參與、平等對話方面，這從理論上與中國的政治協(xié)商制度異曲同工，本質都屬于“民主參政”范疇。

　　毫無疑問，中國“兩會”期間“互聯(lián)網政治”氛圍的形成，是政府總理的溫家寶與普通網民網談確定的基調，將之譽為“政府親民”也罷，說成“文明發(fā)展的必然”也罷，總之互聯(lián)網的介入使“兩會”增加了透明度，那些“上會舉拳頭，下會吃饅頭”的現象已不會再現。如果“民意代言人”像某些地方的政協(xié)委員那樣信口雌黃，必將激起“網憤”?；蛘哒f，互聯(lián)網把曾經高不可攀的“兩會”變得平民化了許多，并越來越呈現出互聯(lián)網特點，讓人覺得在中國參政議政不再是某一群體的特殊待遇，他們也同樣面臨被“民意”彈劾的危險。

　　大概是基于上述前提，本屆政協(xié)委員的提案質量有了很大改觀，據大會新聞中心披露，政協(xié)委員提案集中在經濟問題和與民生相關的問題方面，這說明之前有媒體報道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xié)委員“網上搜集民意”并非虛傳。雖然其中仍有“中國看病不算難也不算貴”的“雷人”之論，但人們可以看到，在信息發(fā)布的第一時間網上已“板磚”橫飛。這些事實表明，中國民間的監(jiān)督力量正在逐步擴大，甚至向高官“拍板磚”也越來越有正當性。

　　小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中有句名言：我們必須認識到，決不能依靠必然性車輪的滾動來實現人類進步。是的，“互聯(lián)網政治”固然實現了中國民與官平等對話的夢想，但是這樣的平等不能只寄存在虛擬網絡中。“互聯(lián)網政治”不只能靠“兩會”去展現其存在的價值，也只有這樣，共商國是的“兩會”才能更立體，“民主參政”才能得以充分體現。